伍子胥的孝忠观

在古代，孝忠观既是伦理观念，又是政治思想，不妨称之为政治伦理观念。至少在春秋时代，孝忠问题在政治上已有所反映，如楚昭王在柏举之战后赏赐功臣时曾认为斗辛“礼于君”，斗怀“礼于父”，均当赏。对于伍子胥的孝忠观，历来多有评论，颇具争议，多是以当代伦理思想为讨论对象，以伍子胥复仇和忠谏的史实为基础，通过解读相关评论来诠释伍子胥孝忠观的本来面目及其影响。

一、关于伍子胥孝忠观的评论对于伍子胥的孝忠伦理观念，从当世开始，即有不同的反应，后世又多有评论，现代学者亦多有分析，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评论：

1、孔子、《公羊传》和董仲舒的评论后人认为只有孔子明晓伍子胥去楚的道理，《越绝书•越绝德序外传记第十八》：“子胥挟马去楚，唯夫子独知其道。”《春秋•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敗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郢。”按《公羊传》与《谷梁传》的解释，此段前称“吴子”而后称“吴”，是为了明华夷之辨，称“吴子”是褒扬之，称“吴”是贬损之。孔子褒扬伐楚，贬损暴郢。《公羊传•定公四年〉：“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认为君父一体。“但其后又说：‘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旬，古之道也。'”这里表明了可有条件复仇的观点。所以《公羊传》论伍子胥复仇，“其历史意义，是将原始血亲复仇‘现代化'，其社会意义，是将血亲复仇道德法律化。血亲复仇要以其父‘不受诛'即无应诛之罪为限，而无应诛之罪是法律确定的，这就是法律化。”《春秋繁露•王道》：“楚平王行无度，杀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请其裘,昭公不与，吴王非之，举兵加楚，大败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贪暴之所致也。”董仲舒认为一切皆由贪暴而起，楚平王无度才是祸根。

2、荀子与韩非的评论《荀子•臣道》：“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己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可见，荀子认为，伍子胥“以是谏非而怒之”是为下忠，以德行去感化或辅佐君主比用谏言去非难君主更为重要，反映了其积极维护君主权威的观点。韩非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韩非子•说疑》：“若夫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帅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而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以伍子胥那般刚烈的性格，君主专制体制是不能容忍的。韩非子虽认为伍子胥为贤臣，但不能以贤犯上，同时又认为世乱之原因在于君主不用贤智之士，如《韩非子•人主》：“昔关龙逢说桀而伤其四肢，王子比干谏纣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此三子者，为人臣非不忠，而说非不当也。然不免于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贤智之言，而蔽于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术之士，听愚不肖之臣，则贤智之士、孰敢当三子之危而进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乱也。”

3、屈原与司马迁的评论在屈原的作品中，有三处提及伍子胥。一是《九章•涉江》：“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酸”；二是《九章•惜往日》：“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三是《九章•悲回风》：“浮江淮以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后人对于“屈原是否称颂了伍子胥”存在分歧，甚至否定屈原在这三篇作品上的著作权，近代学者争论尤甚。其实，屈原强调伍子胥的忠谏，却只字未提其复仇之事，这与屈原爱国丝毫不矛盾。张正明先生认为伍员爱的是君国，前两处屈原对伍员表示同情，第三处竟把伍员引为同道。黄灵庚认为屈原是以此暗示“忍其父而婚其讎”的楚顷襄王。涂又光认为屈原以伍子胥之忠谏表达“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而不愿评其复仇之事；但以原始思维来看，屈原以血亲复仇为自然之事。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 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蟻。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此外，司马迁还把白公胜的事迹附于《伍子胥列传》之后，不仅仅是岀于事件上的关联，主要是因为白公胜和伍子胥一样，都是为父复仇者。司马迁为伍子胥立专传，认为伍子胥岀奔为父报仇是“弃小义，雪大耻”，不复仇则不能成就功名，这显然与其自身遭遇有一定关联。屈原与司马迁，一个强调对吴忠谏，一个强调向楚复仇，可谓各出其因，都是与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切身感受密切相关的。

二、从伍子胥孝忠观分析，本来面目是什么，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不同的理解？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伍子胥的孝道如何，二是伍子胥的臣道如何，三是伍子胥被赐死的原因。

1、伍子胥的孝道《左传•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 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可见，“奔死免父”才是孝，所以《越绝书》以伍尚为仁而孝，而以伍子胥为智而勇，不言其孝，至少说明其孝不如伍尚。按照思路可以认为伍尚的“孝”是约束在法律和道徳框架下的“孝”，而伍子胥的“孝”是基于原始血亲复仇观念下的“孝”，君命即当时之法律，在君命之下只能以奔死免父来行孝道。又《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十二年，冬，楚平王卒。伍子胥谓白公胜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国存，吾何忧矣？'白公默然不对。伍子胥坐泣于室。”伍子胥又把对楚平王的仇恨化为对楚国的仇恨。申包胥为伍子胥好友，对于伍子胥的复仇行为，申包胥有两次反映：第一次在伍子胥出逃之时，“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对此记载更详，“伍员奔宋，道遇申包胥，谓曰：‘平王杀吾兄父，为之奈何？'申包胥曰：‘于乎！吾欲教子报楚，则为不忠：教子不报，则为无亲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闻父母之讎，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与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与邻乡共里。今吾将复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申包胥在是否该教伍子胥报楚的问題上持中立态度，即有条件的允许伍子胥复仇。第二次在伍子胥暴郢之时，“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讎，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此处申包胥认为伍子胥复仇太甚，违反了天道。所以，在楚人关于复仇的两项原则中，即使伍子胥的父兄因楚王无道而被诛时，事君可服从于事父，但也不能复仇过度。按涂又光《楚国哲学史》，伍子胥和申包胥都是从血亲岀发，不过一个是覆楚，一个是存楚，观念本质上没有区别，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伍子胥的孝道是以血亲复仇为特征的。

2、伍子胥是吴国忠臣，根据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归纳，春秋时期的忠可以有八种解释：（1）臣尽力事君为忠，多数人认为君与“国”、“社稷”为一体；（2）以公卿大夫之“私”服从国君之“公”，即为忠；（3）为国家利益而珍惜人才是为忠；（4）以“道”事君为忠；（5）以谏为忠；（6）以利于民为忠；（7）忠于主人而不限于主人是谁；（8）不进行血族报复为忠。按以谏为忠的标准，伍子胥敢于多次直谏，确是忠臣。《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躯切谏，亏命为邦。爱君如躯，忧邦如家。是非不讳，直言不休。庶几正君，反以见疏。谗人间之，身且以诛。范蠡闻之，以为不通：‘知数不用，知惧不去，岂谓智与？'胥闻，叹曰：‘吾背楚荆，挟弓以去，义不止穷。吾前获功，后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阖庐，后遭夫差也。胥闻事君犹事父也，爱同也，严等也。太古以来，未尝见人君亏恩，为臣报仇也。臣获大誉，功名显着，胥知分数，终于不去。先君之功，且犹难忘，吾愿腐发弊齿，何去之有？蠡见其外，不知吾内。今虽屈冤，犹止死焉！'”可见，伍子胥留在吴国的目的是要报答阖闾，所以他认为范蠡对他的评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就是说，范蠡没有像他那样深刻的情感体验，自然不会有以死尽忠的伦理观念。所以伍子胥对夫差说：“员不忍称疾辟易，以见王之亲为越之擒也。”甚至死后还不忍心看到越之灭吴，如越军攻到吴都，被城门上悬着的伍子胥头颅施于法术，困阻不前。后伍子胥托梦给范蠡、文种，叙述了自己不忍心看见吴国被灭亡，又觉得“越之伐吴，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这当然是杜撰，但反映其对吴国之忠心是为后世所公认的。由此可见，伍子胥之忠，不是忠于君，而是忠于国；不是忠于乡国，而是忠于君国。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在后世传统士大夫身上亦多有反映，尽管其国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后者为战国以降的客卿树立了榜样，是士人天下观的思想渊源。3、伍子胥被賜死的原因尽管伍子胥是忠臣，但他的直谏又侵犯了君主的权威。如伯嚭曾说：“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夫差怒曰：“伍员果欺寡人！”伯嚭以伍子胥不顾父兄而亡奔复仇之行为认定其睚眦必报，这使得夫差以为伍子胥将儿子留在齐国是为了奔齐之后来报复自己，就像当年伍子胥奔吴以报复楚国一样，这种行为无疑是欺上之举，因而不能接受。夫差疏远并赐死伍子胥的原因，除了两人对吴国发展战略问题的认识不同也有上述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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