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敦煌变文之伍子胥变文》作者的意识

关键字：伍子胥变文；作者意识；惩恶扬善；太平盛世；暴力抗恶
       敦煌文献《伍子胥变文》[1]现存的抄本均为残本，没有留下创作时间。就具体时间而言，如今公认的看法是唐代末年。[2]（P176-177）笔者认为在其成书之前，《伍子胥变文》已在民间口头留传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笔者着重从唐人，特别是从下层文人的心理来解读作者的思想意识。
       与《左传》、《史记》[3]、《吴越春秋》[4]和《越绝书》相关内容相比，《伍子胥变文》或增加或删减或保留或修改了一些故事情节，其原因何在？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只把《吴越春秋》和《伍子胥变文》作对比，因为《吴越春秋》距《伍子胥变文》创作时间较近，是东汉人会稽山阴人赵晔所著，并且在体裁上与后者接近，“已初具后世演义类历史小说的雏形，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4]（P31）
       首先来看《伍子胥变文》在《吴越春秋》的基础上修改了哪些内容：
       其一，在《吴越春秋》中，楚平王为太子娶秦女，而在《伍子胥变文》中楚平王“遂遣魏陵，召募秦公之女”。后者明显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秦穆公于公元前659年登基，死于公元前621年，楚平王于公元前528年即位，死于公元前516年，二人相隔一个多世纪。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伍子胥变文》的作者可能是个中下层文人，不然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其二，在《吴越春秋》中子胥与兄长伍尚都在楚国，而在《伍子胥变文》中，作者写道“伍奢乃有二子……一事梁国，一事郑邦”，后者与《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记不符，这也可以说明《变文》作者的历史常识匮乏。
        其三，《吴越春秋》和《变文》都提到了渔夫和击绵女的事，但《吴越春秋》中伍子胥的几句话可能有损其形象，即，子胥对渔父说：“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对击绵女说：“掩夫人之壶浆，无令其露”。子胥在说完这些之后，渔父覆船而死，击绵女投水而亡。这些话在《变文》中就没有了，说明作者在有意地维护子胥形象，在群众中极力塑造子胥高大光辉的形象。
        其四，在《吴越春秋》中伍子胥首先见到的是吴王王僚，后来助公子光杀掉了王僚，而在《变文》中子胥见到的是吴王阖闾。《变文》作者这样安排材料是为了删除不必要的情节，更好地为文章中心服务。其实王僚待子胥也不错，子胥却为博得公子光欢心而替公子光寻觅勇士刺杀王僚，如果《变文》作者保留这则材料的话似乎会损害伍子胥形象，故舍之。
        其五，在《吴越春秋》中，吴伐楚并不是给子胥报仇，而是从吴王自身利益出发，而在《变文》中，吴伐楚就是给伍子胥报仇。“百姓皆诣子胥之门，愿与伍相为兵伐楚”，吴王“敕召国内勇夫，乃与伍相报仇”。上至吴王，下至百姓，同仇敌忾，唯一目标就是杀楚平王，为子胥雪耻。这种描写在《变文》之前的典籍中是找不到的，这恰好可以说明作者对高压统治的不满，对暴君的憎恨，同时也是当时民众思想在文中的反映。
        其六，在《吴越春秋》中昭王是楚平王与秦女所生之子，而在《变文》中昭王竟是太子建，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子胥和太子建一同逃亡，太子建根本不可能是昭王。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变文》作者的文化水平实在不高。
        其七，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诛杀费无忌的是子常和昭王，而在《变文》中杀掉魏陵（费无忌）的是子胥。作这样安排显然是为了解恨，让子胥亲手杀掉魏陵大快人心，同时体现了子胥知恩图报，有仇必报的思想。
        其八，在《吴越春秋》中昭王并没有死，而在《变文》中昭王不仅向吴军投降，而且被子胥挖出心肝祭祀父兄；在《吴越春秋》中子胥“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在《变文》中子胥“自把剑结恨之深，重斩平王白骨，其骨随剑血流，状似屠羊。取火烧之，当风扬作微尘”。子胥报复程度之深，令人惊讶，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子胥只是鞭平王尸三百。从子胥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的行为中我们对作者乃至当时民众的心态可见一斑，这正是佛教因果报应，恶有恶报思想的反映。
    其次，我们来看《变文》删减的故事内容：
        其一，《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提到伍子胥的逃亡过程中遇到申包胥，子胥说：“今吾将复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说：“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又，子胥率军攻打楚国，申包胥派人对子胥说：“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戮尸之辱，岂道之极乎？”然后申包胥在秦庭哭了七昼夜，请秦王出兵救楚……。为什么这些内容在《变文》中被删去，原因很简单：申包胥是忠臣，如果保留他的事迹，那么就会削弱伍子胥的形象。《变文》作者力图塑造大智大勇大忠 的伍子胥，就必须舍弃有损子胥形象的材料。
        其二，《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写道：“即令阖闾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司马常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变文》作者之所以要删掉这一内容，是因为这则材料有损子胥的光辉形象，它把伍子胥写成了一个心胸狭隘的卑鄙小人，与《变文》作者的意图不符。
        再次，我们来看《变文》保留的内容：
        其一，渔父和浣纱女子救伍子胥。这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是没有的，而《变文》在这一点上保留了《吴越春秋》中的说法，渔父和击绵女等人民大众参预进来，助子胥复仇而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这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作者也有意识地把其写进了文章，“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6]（P153）
        其二，《吴越春秋》和《伍子胥变文》都提到夫差赐剑让子胥自裁之事。作者并没有偏爱伍子胥，这个大忠大勇之士最终还是被昏君杀戮，《变文》作者遵照史实，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激起民众的同情心和对暴君之愤慨之情，二是为下文埋下伏笔，夫差一旦失去伍子胥，就要国破家亡，虽然《变文》的最后部分缺失了，我们仍可大胆推断吴王夫差亡国无疑，《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就描写了夫差亡国的结局。
    最后，我们来看《伍子胥变文》增添的内容：
        其一，伍子胥在逃难途中偶遇姐姐，他的两个外甥为了赏钱妄图捉拿子胥。《变文》作者这样安排材料旨在宣扬佛教的惩恶扬善及因果报应思想。伍子胥对仇人平王、魏陵痛之入骨，掘平王墓，剑斩白骨，对魏陵则挖出心肝，诛灭九族，对两个外甥子安子永，“髡其头，截其耳，打却前头双板齿”，使之永为奴仆。子胥对渔夫，泊纱女的恩情则是竭力报答，满足渔人之子的要求，并封其为“楚帝”，对泊纱女则“取百金投颖水”以祭。
        其二，伍子胥在途中遇见妻子，妻以药名诗作答，子胥却不敢相认，后来率军伐楚胜利后与妻子相认，夫妻团圆。子胥妻细辛是个有民情有义的女子，即使在子胥落难的情况下也不嫌弃他，与子胥的姐姐形成了对比，反映了《变文》作者对子胥的同情，同时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即，英雄落难需要红颜知己来慰藉。至于子胥当初不敢与妻子相认则是害怕连累妻子，宁愿一人承受所有的苦楚，这正是侠义精神的体现。
       其三，增添了一些有关巫术的描写。例如子胥“遂即画地而卜，占见外甥来趁。用水头上攘之，将竹插于腰下，又用木屦倒着，并画地户天门，遂即卧于芦中，咒而言曰：‘捉我者殃，趁我者亡，急急如律令”。“子永稍解阴阳，遂即画地而卜，占见而阿舅头上有水，定落河旁，腰间有竹，冢墓城荒，木遽倒着，不进彷徨。若着此卦，必定身亡；不复寻觅，废我还乡。”另外，子胥投剑于江湖的场面和祭父的场景也充满了道教色彩。“隋唐时期作为道教的全盛时期，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不可小视，尤其在民间，对变文的讲唱者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7]（P42）
       其四，增添了子胥治理吴国的描写。例如“子胥治国一年，风不鸣条，雨不破块。治国二年，食库盈益，天下清太，吏绝贪残，官僚息暴。治国三年，六夷送款，万国咸投。治国四年，感得景龙应瑞，赤雀咸书，芝草并生，嘉和合秀，耕者让畔，路不拾遗。三教并兴，城门不闭。更无呼唤，无摇自活。子胥治国五年，日月重明，市无二价，猫鼠同穴，米麦无分，牢狱无囚。”这里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渲染了子胥治国安邦的才能，同时也表达了作者渴望太平盛世和幸福生活的愿望。从这一段夸张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痕迹，唐王朝不是“乌托邦”似的社会，《变文》作者只有通过虚拟的天堂来迎合下层百姓的口味，用佛教思想来引导百姓走向幸福的彼岸。
        其五，子胥讨伐郑梁二国。子胥讨伐郑国的理由是：“楚平王无道，枉诛我父兄；子尚是君之臣，如何不与设计？送与楚王遣死，以君贱臣。”征讨梁国的原因是：“我缘急事，不能设计相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不助子胥报仇的一概视为仇敌，因此渔夫覆船而死，泊纱女抱石投河而亡就不难解释了，因此他们如果继续活下去的话，就会威胁到子胥的安全。在《变文》作者的眼中，除开楚国外，所有可以助子胥的人都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就要遭到报应。我们似乎可以隐约看到当时下层人信的心态和思想观念，子胥是忠臣，是治国安邦之才，平王是暴君，昏庸无能，荒淫无耻，前者在人们心目中是“善”的代表，后者是“恶”的代表，只要能推翻恶势力，人民百姓不惜一切代价来帮助正义的化身伍子胥复仇，子胥的私仇成了人民的公怨，子胥的私敌——平王成了人民的公敌，子胥此时有在人民心目中已经神圣化。所有这些正是当时朴素的宗教观念在变文中的反映。
        要之，从《伍子胥变文》抄本的字迹以及作者历史知识匮乏的程度等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判断变文作者为唐代下层文人；变文作者塑造的伍子胥形象是一个神化的人物，是一个大智大勇大忠的治国安邦之材，在他身上体现了恩仇必报的思想，作者在行文过程中贯穿了惩恶扬善的主题，宣扬了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掺杂了道家思想，表达了人民渴望安居乐业的愿望。伍子胥是正义的化身，是人们的主心骨，人们愿意献出自己性命来助伍子胥打倒暴君。所有这些正是唐代民间复仇理念在变文中的反映。
    参考文献：
[1]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上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31
[2]陆永峰.敦煌变文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0.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71-2183
[4]赵晔.吴越春秋[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5]曹林娣.论《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形象塑造.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6]尹富.《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9月，第5期.
[7]李明.《伍子胥变文》的文化内涵.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4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