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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公羊学影响下的伍子胥形象

时间:2019-08-03 来源:蒋昕宇 编辑:伍千山 浏览数:248 评论数:0

     作者摘要:伍子胥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形象,最早出自《左传》和《国语》,在汉代形象丰满、基本定型,成为后世小说、戏剧创作的重要形象,其复仇的故事也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汉代是伍子胥形象的定型时期,伍子胥的形象主要在西汉正史《史记·伍子胥列传》和东汉杂史《吴越春秋》得到发展,同时这又是汉代公羊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从中也反映了公羊学在两汉的兴盛与没落。

 关键词:汉代公羊学伍子胥《史记》《吴越春秋》

     伍子胥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对其记载最早来源于《左传》和《国语》,此时其形象散见于史书的不同编年和国别叙事之中,故事情节初具,形象具有一定的特点,但是仍不成系统。直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其故事和形象才清晰独立起来,成为《史记》中最精彩的人物形象之一。东汉赵晔在《越绝书》进一步渲染的基础上,在其杂史著作《吴越春秋》中用力甚多,下大笔墨塑造了伍子胥这一形象,后世文学作品中伍子胥的形象基本以此为蓝本。纵观两汉时期的伍子胥形象变化,皆受公羊学思想的重大影响,公羊大复仇思想贯穿了两汉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伍子胥的形象也在此影响之下,逐渐清晰和丰满起来。

一、伍子胥形象出现及其与春秋公羊学的渊源

       伍子胥形象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史书《左传》《国语》,编年体史书《左传》主要记载其事,分别见于《昭公二十年》《昭公三十年》《昭公三十一年》《定公四年》《哀公元年》和《哀公十一年》六处。国别体史书《国语》主要载其言,见于《吴语》和《越语上》两处。

      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可以了解,伍子胥的故事有父亲被杀、逃亡、积蓄力量、复仇、被赐死这些重要的情节,基本构成了后世文学或史学记叙伍子胥其人的基本骨架。但是这些记叙散见于各个年份,并没有形成整体性完整叙述,只有把关于伍子胥在各个年份的记叙串联起来,才能形成对人物形象的整体印象,这也正体现了先秦历史散文以记事、记言为主的特点。

作为儒家经典,并在汉代立为官学的《春秋公羊传》却对伍子胥的故事大书特书,特别赞扬其作为臣子向君主复仇的行为,伍子胥的形象在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如《公羊传》定公四年载:

       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兴师而复仇于楚。伍子得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

       其间的记载可以明显看出对伍子胥为父报仇和追求正义并重的人格理想,不仅要为父报仇,还要行正义之师,不能损害臣子对君王的道义,这正是公羊学“大一统”和“大复仇”学说所推崇的。

       终于,伍子胥等到了行正义之师灭楚的时机,蔡昭公因为不予楚王美裘被扣留数年,归后因放言无惮竟被楚王讨伐。此时伍子胥认为:“蔡非有罪也,楚人为无道。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时可矣。”同样是站在忧心天下、惩治无道、维护正义的角度兴师救蔡。而后才将复仇的道理讲来:“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道,古之道也。”父亲本没有过失而被杀,子便可复仇,这是自古以来的天道,应当被效法。

     由此可见,《春秋公羊传》中伍子胥的形象已不完全是单纯的历史人物,而是寄托着某种思想和观念的复合体,它既有自己的故事和性格,同时还具有公羊学“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的强大的复仇理想,这种复仇还一定要在“父不受诛”的条件下,因为任意复仇,会使这种正义行为变成“推刃之道”,危害大一统,背离了“忧中国之心”。

     由此可见,《春秋》和《国语》主要是对历史的记述,基本属于对历史事实较为客观的反映;而《春秋公羊传》主要解释春秋的义理,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解读,因此伍子胥的复仇故事就成为了公羊学宣扬其“大一统”和“大复仇”理论的论据。由于公羊学在汉代极为兴盛,伍子胥形象在汉代的丰富和发展,也就深受公羊学思想的影响,《史记》和《吴越春秋》是其中的代表。

二、《史记》对伍子胥性格塑造的公羊学思想渊源

     伍子胥形象的初次独立和完整,是在《史记》中实现的,司马迁将其单独立传,以其人生发展为线索,描绘了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人物形象,而这又备受西汉公羊学的影响。

 《史记·伍子胥列传》开篇,便以父亲之口说明了伍子胥的性格特点:“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刚毅凶狠,能够隐忍耻辱。他性情刚戾,认同复仇为生命的唯一目的和最高价值,所以,他可以漠视如宗国感情等道义方面的巨大缺陷,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复仇的动力。[1]

    面对父亲被抓,他立即做出逃亡并寻求机会为父报仇的价值选择,而后答应晋国做内应,在吴国帮助公子光篡夺王位等一系列行为无疑使自己不忠不义,但这些和复仇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并且可以在复仇成功后得到满足,这也正是“刚戾忍訽”性格塑造的。而后复仇成功的表现,更加体现了他的性格特点,“及吴兵入郑,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2](P2633),这种近乎疯狂的行为使得伍子胥多年隐忍积蓄的强大力量得到了释放,人生的理想得到了实现,但这毕竟太过于疯狂,自己都认为这是“倒行而逆施”。

     司马迁在以性格特点为中心,叙述了伍子胥的故事后,也发表了一番议论: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楼蚁。舍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志岂尝须臾忘郑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强烈赞扬伍子胥的复仇行为和他刚戾的性格,是真正的大丈夫。这样评价的原因首先在于司马迁深受迫害又忍辱负重的人生与伍子胥产生了强烈共鸣,以此激励自己。因此“太史公满腹怨意,亦借题发挥,洋溢于纸上,不可磨灭矣。以伤心人写伤心事,那能不十分出色!”[2]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春秋公羊学影响下的血族复仇风气的盛行。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逐渐强大,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取代了汉初的黄老之学,成为官学。公羊学宣扬的“春秋大一统”“天人感应”学说极大适应了汉武帝国强大和扩张的需要,公羊学所宣扬的“大复仇”观念也得到了提倡,使得血亲复仇行为得到了宽容和认可,“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甚至出现以《春秋》决狱的现象。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弟子,深受《公羊传》复仇思想影响,《史记》中《秦本纪》《赵世家》《李将军列传》等十余处均有体现。[3]康有为、崔适、杨向奎等人也直接指出司马迁以史学的方式传承了公羊学,是西汉前期公羊学的重要人物。

三、《吴越春秋》中伍子胥故事与公羊学的式微

      东汉赵晔所作的《吴越春秋》,是一部记录吴越两国事迹的杂史,在创作时依据历史著述以外,还掺杂了许多传说故事,还有作者自己的丰富想象。全书以伍子胥和勾践复仇作为主线,生动描绘了吴越争霸的历史。其中伍子胥故事与前代发生了明显变化,伍子胥也成为了忠孝两全的人物,期间蕴含着丰富的公羊复仇之义,也能发现东汉时期公羊学式微,走向没落的影子。

      1首先,《吴越春秋》中的伍子胥作为全书的主体形象,使其独立成为杂史的主人公,这就明显发展了公羊学对于复仇之说的推崇。东汉时期,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已进行了许久,古文经学业渐渐兴起,作为古文经学代表的《春秋左传》就曾明确对臣子向君王的复仇行为表明了批评的态度,《左传·定公四年》认为“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主张大义灭亲。这便和公羊学所宣扬的“九世复仇”说大相径庭,而《吴越春秋》不仅以伍子胥复仇为内容主线,还对其向楚国复仇的行为大书特书,期间充满了肯定与认同的情感。此外,还结合民间传说,使故事更具有神秘性。

    《吴越春秋》还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文武双全、忠孝两全的完人伍子胥形象。伍子胥在逃亡途中,申包胥因为道义,断然释放了伍子胥。当他困于江上之时,得到了渔夫的搭救,并且盛情款待了他,而后渔夫为了保守他将复仇秘密竟然自沉于江中,从侧面显示了伍子胥仁义的魅力。而伍子胥重情义,记恩情,在事后有对他们一一回报。对于赏识自己的吴王阖闾,他也是用自己的文武双全和治国理政的才能尽力回报。

    《吴越春秋》把伍子胥的复仇和吴国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并不是自己单打独斗,而是七次举荐孙子,深刻考虑吴国的形势才得以出兵,并且始终站在吴国的立场考虑问题。鞭尸楚平王后,并没有单纯复仇而已,还“即令阖闾妻昭王夫人,伍管、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亲自请吴国大臣一同分享胜利的果实。而后在阖闾杀庆忌的时候,又直言劝谏,夫差伐齐也敢于进谏,伍子胥早已和吴国同进退、共命运,当然,这是建立在吴王帮助自己完成复仇理想的基础之上的。

     纵观《吴越春秋》中的伍子胥形象,和东汉以前相比,形象更加饱满和丰盈,带有一定的传奇性和神秘性特点。伍子胥体现了公羊学的基本思想,但有了新变化,即伍子胥不单纯是一个为父报仇的刚戾隐忍之人,多了些忠孝的品格和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特征。这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东汉时期公羊学政治批判性的消退,沦为了蒋庆所言的“政治化的儒学,是指儒学完全丧失了社会批判的功能,不再具有评判和反抗现存制度的能力,对现实政治无原则地完全接受,自甘沦为维护君主专制权力的工具,完全质变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4]西汉末年起古文经学的兴起,使得公羊学日渐没落,渐渐丧失了指导思想的地位,公羊学也不得已走入了这样一条不归路,直到一蹶不振。

      伍子胥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的重要人物形象之一,它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两汉,而后在变文、小说、杂剧、传奇等文学样式和正史、杂史等史学样式里大放光彩、影响长久不衰。伍子胥形象在汉代的发展深受公羊学思想的影响,从中体现了国人的尚耻精神,对无道昏君的批判意识和对公正现实的强烈追求,历经千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民族性格,“中国人有着深深的憎恶感与复仇心。复仇的方法极奇特,常常为达到目的牺牲自己的生命”。[5]从《史记·伍子胥列传》到《吴越春秋》的伍子胥形象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羊学派在两汉的兴盛和衰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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