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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几篇文章来考证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中的祖籍地麻城县孝感乡

时间:2006-10-25 来源:中华伍氏网 | 伍千爱 编辑:伍千山 浏览数:4158 评论数:0

以下是引用伍正志在2006-10-24 14:27:55的发言:

我家来自"江西省麻城县孝感乡",后迁至四川省宜宾市"筲箕滩",据说在宜宾是大家族,还有祠堂.我爷爷的祖祖到贵州遵义发展,在城里有7间门面和2间作坊,我爷爷的爷爷早死,我爷爷的父亲被土匪抓去当师爷,二十余岁病死.我爷爷的奶奶持家,狂抽鸦片,家败人散,其弟怒烧族谱,远走福泉,我祖祖的幼弟眼盲,是遵义出名的八字先生"伍瞎子",我爷爷随祖婆寄人篱下,说不尽的凄惨,"桃溪路口的伍家"从此衰落.我父亲和叔父找到了"福泉伍家",但无法和"宜宾伍家"联系,现发现麻城\孝感均在湖北,想来是当初江西较大之故.望宜宾各位同族帮忙.现只记得先辈的两个名字"伍风云","伍风顺"

在网上引用两篇文章来给你一些启示,希望能找到你的祖籍地。

关于麻城县孝感乡

[原创]给邓经武先生的进言  
经武先生: 
您好!读了您关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几篇大作,本有很多感触,但受时间、精力限制,先简要地给您谈点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你的大作值得肯定的有三点: 
1. 揭示了史学家们(特别是川渝地区的史学家们)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川渝地区的许多人(注意,并不是所有的人)“动辄”称自己的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 
2. 揭示了研究川渝移民史的人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现在川渝地区的多数人究竟是元末明初移民的后代(土著?!)还是明末清初移民的后代? 
3. 正确揭示了存在有不少人“冒籍‘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且正确揭示出部分缘由。 

为给出上述问题1和问题2的答案,您非常非常大胆地对前人的定论提出了“质疑”,勇气可嘉,但是您所给出的“新结论”和“求证”自己新结论的思维方式、方法却反受质疑(成都的陈世松研究员和孙晓芬教授都已撰文“顺便”不点名地对你的“新结论”做了反驳、麻城的凌礼潮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对您“求证”出的新结论及及其求证思维方式都做了“批驳”。) 
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1. 您断言“‘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太过轻率。 
因为您最初的推断逻辑其实就是“1998年我在五台山上的一个学术会上”, 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这个“惹祸的”地名,“询及湖北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导师孙党伯教授,对方顿时哑然失笑。后答以湖北确有麻城县,但该县绝无孝感乡,倒是很远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孝感县。行文于此,找来一份地图册翻开一看,麻城县与孝感县虽同在湖北省,地理空间上却相差‘一帽子远’。自己亦顿时嫣然”,于是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 
由这段文字看,在开先否定“麻城县孝感乡”的历史存在时,您连《麻城县志》、《黄州府志》、《湖北通志》这样的地方志看都没有看过,——先问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博士导师,然后查阅了一下现代版湖北地图,如此而已! 
随后,在《巴蜀移民潮:对一个定论的质疑》一文中您才查阅了有关地方志等,但惟独未引证《麻城县志》、《黄州府志》、《湖北通志》中都有的麻城县历史上存在过“孝感乡”的记载,按您在新文中所做解释,是因为您(似乎?!)知道了有这样的记载,但因“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所以你就“坚决不信”,因而也就避之不提了。 
然而,像您这样作“思辩逻辑”似的推理是否又有“先入为主”且“以论代史”的嫌疑呢? 
又注意:“不可轻信”显然不等同“不可信”,何况先还提醒了“不可偏废”呢! 
另外,据我所知,现麻城有的人家的老族谱上也有明确记载麻城有过“孝感乡”的。如果照您所说麻城的地方官会为某目的(可以安排自己的亲信去当“乡长”或可以吃“编制”的“空额”?!)凭空编造出一个“麻城县孝感乡”的存在,那麻城当地的老百姓也跟着“编造”又为哪般?这照常理当作何解释呢?——也许这些个家族的某些人就是当初虚构的“麻城县孝感乡”的“乡长”及其部属?? 
认定“麻城县孝感乡”存在与否,确实不涉及与人“争什么”的问题,但是古往今来,治学者力求“严谨”总是应该的吧! 
  2. 您所下“虚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地名”之“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的结论太过武断! 
其实,说到底您得出上述结论的简单推断逻辑就是:尽管大量事实说明现在的川渝人多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填四川“移民的后代,但因为其中许多人都说他们的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而即便“动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全部人口,也根本无法去填充整个巴蜀大地”,于是“事实”也就不是“事实”了,肯定是虚构!为什么会几乎是全民都来“虚构”呢?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个人“目的”啊!结果“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的四川土著,都在这场‘捏造姓名,指称依傍’(的)冒籍大潮中成为赢家,何乐而不为”? 川渝历史上的“‘移民潮’运动”的“定论”就这样“假造”出炉了! 
“从史料的辨析着手,结合……考证,运用逻辑学的方法”来做历史研究工作原来如此啊!! 
似乎容易点了吧?! 
为此,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明朝初年的“山西洪洞县”的大移民:现在河南、河北、山东绝大部分人和陕西部分地区的人都说自己的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比一个“乡”可小得多得多了),这也曾经令许多学者困惑,因为他们同样考虑到:即便“动用山西洪洞县的全部人口,也根本无法去填充整个河南、河北、山东大地”。 
但是,他们未像经武先生您样得出结论:“‘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而是通过查阅大量的方志,并对史料作仔细分析、考证,还做了诸多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对现在河南、河北、山东绝大部分人和陕西部分地区的人为什么都说自己的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作出了较为科学的解释——明初官方在在洪洞县广济寺设置移民“办事处”,洪洞县及周边的民众在此办理移民手续,而广济寺门前正有一棵“大槐数”。 
于是,大槐树处就成为北方向各地移民的集散地,以致在广大地区留下“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 
而经武先生您在下“虚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地名”之“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的结论之前,究竟做了哪些细致的考证、调查研究工作呢?——地方志查得多些乎?在民间做过细些的调查乎?到麻城去实地考察过有无移民后代记住的其先祖“迁出地”“鹅掌大丘”、“高坎堰”乎?从您的论作中人们真得不到什么肯定的答案来! 
其次,我还顺便建议经武先生您注意一个生物繁衍的数学问题:在“生态环境正常”的情况下,许多生物的后代可成“几何级数增长”:即一对父体、母体的第n代个体可达到2n个。照此,明初移民到四川的一个男性,正常情况下到明朝末年其后代可能超过500人(按繁衍了不少于9代人算)。如,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毛泽东主席元末明初先祖的后代的主体现生活在湖南韶山、云南昭通和四川与云南接界的彝族地区,人数“相当”多(他们都称自己的祖籍是“江西……”)。又如,麻城的一个李氏家族在麻城及红安等地已有800多年的繁衍史,就是在麻城、红安和孝感市等地的后代也数以万计(他们都说自己的先祖来自南昌“筷子巷”,——一个小小的“筷子巷”就成了多少万人的“祖籍”)。特殊情况下还有: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明朝朱元璋的龙子龙孙到明末就以万计了(他们都会说自己的祖籍是安徽凤阳某某村,——一个小小的村就成了现在几十万人的“祖籍”),……。 
说得再远一点,唐朝西平王“李晟”的后代遍布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地,数量大得惊人(对此类现象解释不了的一些社会学者会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存在“联谱”和“攀附名人为祖宗”的陋习所至)。 
基于此,明朝初年单从麻城县孝感乡到四川的一个移民就可能导致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称自己的祖籍是麻城县孝感乡。而且,到现在的川渝地区是很容易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例证的。 
根据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之前麻城县确实有过“孝感乡”,但这个“孝感乡”因户口消耗于1472年被并入了仙居乡且再也没有恢复的史实,以及明朝的“洪武”、“永乐”年间确实有过“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我认为 
(1) 明朝前期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川的合法移民应该多来自“麻城县孝感乡”; 
(2) 确证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多数应该是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而不是清代前期“湖广移民”的后代。 
如果相对于清朝前期的新移民而言,将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视为“土著”,那么如经武先生您样,说现在的川渝人中有相当数量应为这些“土著”的后代,这本是不错的(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孙晓芬教授在其论著中早就估算过这些“土著”在现代川渝人中所占的比例)。 
但是这些“土著”也有一个先祖来自何方的问题! 
而照我的看法,称自己的祖籍为“麻城县孝感乡”的“始作俑者”恰好是这些“土著”。确实是清初才从“湖广”移民川渝的人也称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自然是有“冒籍”之嫌。两方面的例证都可以找出很多。 
如,前总理李鹏的先祖李朝翰是1500年前后迁到四川高县(原庆符县)的,族谱上称其来自湖北麻城,这个家族的成千后人现在仍称自己的祖根在“湖北麻城”(也许会再加上孝感乡),——上世纪90年代中,李鹏正是工作之余闲聊时对湖北省的领导说到祖籍在麻城,在有关方的积极配合下找到了自己四川家族在麻城的“根”。 
如,照您所新述,你的家族也曾“冒籍”“麻城县”,——但好象也没有什么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 

最后,也来“幽默”一把:虽说我从事的不是史学工作,连“文学”也从未“弄”过,但也一直记住了大文人胡适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反老师所说记在心里的)。您研究、考证川渝大移民问题时所做“假设”可谓“大胆”,但“求证”实在是不“小心”,所以你质疑“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定论”的种种说法也令不少人“顿时哑然失笑”亦或“顿时嫣然”,也就不奇怪了哟!! 

   以上说法,供您参考!不妥之处,请指正! 
   此致 

敬礼! 


                                                               皂角山李氏 
                                                             2006年2月14日 


回复:转摘的  
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西北)邻近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原明初麻城县辖太平、仙居、亭川、孝感 
四乡;明“成化”八(1472)年,孝感乡因户口减少被并入仙居乡。明“嘉靖”四十二(1563)年,麻 
城县的太平、仙居二乡的方圆20里,被划入新设的黄安县。仙居乡位于麻城县西,被划掉的孝感又处在 
远离麻城县县城的仙居乡西北部。新设黄安县时起,原孝感乡地域就改属黄安县了。可以断定原黄安县 
(1952年改为红安县)的东南部,即是原明朝中叶以前的湖广行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地域。 

 

寻根:麻城孝感乡考辨 
出处: 作者: 麻城热线 2006年06月24日 
麻城孝感乡考辨(一) 

——兼与邓经武先生商榷


凌 礼 潮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

在西部: 

  民国《简阳县志》卷17“氏族表”中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在南部: 

  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泸州《王氏族谱》:“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 

在东部: 

  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端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在北部: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1] 

在中部: 

  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
   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谁也无法统计,从孝感乡到底迁出了多少人口;谁也无法相信,区区一个小乡,为何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人口输出量;谁也无法推算,现在的四川人中到底有多少非孝感乡人的后裔! 
   难以相信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相信! 
   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 ②
   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邓经武、雷兵的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 ①
   但是,质疑一个定论固然需要非凡的勇气,而否定一个史实却显得过于草率,历史的真实并不因为有人质疑而虚无化! 
   下面,我们通过史料的搜寻来看看麻城县孝感乡到底隐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 


初麻城的区划情况在清康熙9年的《麻城县志》中可以找到清楚的记载: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②
   所谓 “初分四乡”当然是指明初已分全县为四乡。也就是说,孝感乡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存在了105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的寿命只有105年。元代麻城的基层区划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而不甚了了。不过,据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记载:“中,麻城。(黄)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龟头山、永泰河。” ③则北宋时麻城即为四乡区划。最近在网上读到周启志的《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周先生引《石柱厅乡土志》说:“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而明并无变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乡”这一级组织相对于州县的频繁撤并省废来说,其稳定性要大得多。这与它们在政权割据和攻城略地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是一致的。成化八年麻城改为三乡以后,至清代“国朝因之”,直到清末乡之设置再无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明初四乡的位置,尤其是孝感乡的方位,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合并后三乡的位置为:“太平乡在县东,领四十三里;亭川乡在县南,领一十二里;仙居乡在县西,领三十九里。”(卷1)我们认为,初分四乡时,四乡乡界如“十”字形。孝感乡的位置应该在西南,而仙居乡在西北。孝感乡的范围当包括现在的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集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的城关镇、两道桥乡、杏花乡南部、桃花乡、叶河乡、永家河镇、八里和太平两乡镇的河东部分。(附图一)需要指出的是,四乡中其他三乡均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这样确定孝感乡位置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麻城西北光山州曾有仙居县,至宋南渡始废。西北境有仙居山,黄安建县时划入辖境。 ①应为仙居乡得名之源。又麻城县城西北十里亦有仙居山(今名五脑山),因麻姑在此成仙飞升而得名。城北还有仙居坊。②
   第二,孝感乡并入仙居乡,而仙居乡既在县西北,再往东是太平乡,则孝感乡只能在县西南; 
   第三,众多来麻寻根的四川人提供的地名中,我们只找到了寥寥几个历近700年沧桑仍未改变的故址,但已足够我们重现明初四乡,尤其是孝感乡的地理位置了。四川仁寿《李氏族谱》称:“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这里所说的“青山”,就在县西今顺河集镇南部,现在的麻城行政区划图上就可轻易找到,我们相信它已靠近孝感乡的北部边界。另据重庆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称:“2002年9月10-12日叶国村带妻专程去麻城考察:……据现歧亭镇叶家大湾村的一些年岁高的人讲,孝感乡就是现在的歧亭镇一带,和仙居相近。……但歧亭镇叶家大湾村(叶姓1000多人)人们的风俗称呼与我县叶姓一样,如叫祖父称‘爹爹’少称‘爷爷’;对外公外婆称‘噶噶’(ga)。” 
   需要指出的是,曹树基先生认为,“黄安位于麻城之西部,孝感乡极可能并入了黄安。” ①曹先生用 “极可能”一词表示了谨慎地猜测,但这个猜测只对了一半,因为孝感乡并入黄安的范围只有将近一半。乾隆《麻城县志》有一幅三乡区划图(附图二),乡界恰如一个“丫”字,只是下面一竖有一个先向右后向左的弯曲。“丫”字的上部是太平乡,左边是仙居乡,右边是亭川乡。说明当时乡界划分均呈由城区向周围辐射型,除城区(明时称关厢)划入亭川乡外,其他各乡均与城厢接壤。可以想象,孝感并入仙居乡以后,面积占总版图的二分之一,幅员过广,于是将县仙居乡北部若干里甲划入太平乡,使三乡面积大体相当(附图三)。于是,太平乡辖区从麻东北扩展到麻西北,与黄陂接壤,乡界终于形成上面所说的“丫”字形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嘉靖42年设置黄安县时,从麻城划入的20里甲中,也包括太平乡部分
按照明朝的规定,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有10户。这个规定到洪武14年(1381)开始规范化推行,同时规定每十年重新册定一次人口。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有一个令很多人费解的问题,即原额分乡里数加起来超过了总数,等于137里,而不应是130里。其实,这两个数字也不矛盾,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和弘治《黄州府志》均记载麻城为135里。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又记麻城为120里。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记载,正可以说明明朝初年麻城人口减少的速度之快。
   上述引文中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按原额全县137里,亭川乡只占总里数的22.3%。成化8年由25里并为24里,只减少1里,故其辖境亦应较为稳定。而太平、仙居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说明两乡为麻城人口主要输出地。二是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包括了孝感乡的里数。那么,即使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在洪武14年(1381)开始在全国通过编制赋役黄册推行里甲制度的。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所说的130里,应该是这时编定,并且是严格按照110户为一里编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当时麻城的总户数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表1: 明代麻城户口表 

年 代
 乡数
 里 数 
 户 数 
 口 数 
 说 明 
 
明 初
 4
 137
 约15000
 约90000
 
 
洪武14年(1381)
 4
 130
 约14300
 约85800
 

 
洪武24年(1391)
 4
 130
 16252
 122349
 户均7.5人
 
成化8年(1472)
 3
 94
 约10340
 约72400
 

 
弘治5年(1492)
 3
 94
 13423
 131493
 户均9.8人
 
注:洪武24年、弘治5年户口数均据弘治《黄州府志》卷3。康熙《麻城县志》记洪武24年户15809,口105112 者更准确。 


三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与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 

  我们以明初麻城的9万人为基数,以6‰的递增率计算,到成化8年,麻城总人口应该约有9.6万人。据表1知麻城成化8年实际约有7.2万人。也就是说,麻城全县人口输出能力只有约2.4万人。那么,孝感乡大量输出的人口是从那儿来的呢?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关麻城和孝感乡的人口来源问题。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当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元璋,东部则有张士诚,各路英豪崛起,相互厮杀火并。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实的主要地区。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为曹树基先生以为:“在麻城县志中,该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中,考中进士者竟有15人,是当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来历不详,亦极可能为土著。”但光绪《麻城县志》卷33有一篇王世贞的《周鲁山先生墓志铭》,对周氏家族的来历记得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从饶之鄱阳徙于黄,遂为黄麻城人。”
  这样的例子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随便问起谁的祖籍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告诉你是江西,就象四川移民都说祖籍麻城一样。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来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断得到补充。以至全县总人口不仅不见减少,有时甚至有所增加(见表1)。
  曹树基先生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而实际上他们以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人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①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①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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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133页。
①《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第81页。

  至于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
  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曾下诏曰: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②
  所谓“豪强割据”即是指陈友谅,陈友谅于至正23年(1363)为朱元璋所灭,至洪武4年正好九年。这个诏书明确说江西“归附之后,供亿更繁”,这正说明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尽管江西“资财空匮”,还要加重江西的赋税负担,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为困苦”。江西的这种情况,与江南一样,实际都是朱元璋对原先敌对势力占领区实行重赋政策的结果。
  然朱元璋仅减免了一年秋粮,并未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洪武21年(1388),南昌府丰城县民反映赋税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则。《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
  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郡)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①
  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是属于重赋。事实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终存在重赋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丰三县地)、袁州(今萍乡、宜春、分宜、新余等市县地)二府。这与麻城移民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
  洪武24年,官民田地塘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五厘,夏税小麦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升三合四勺,大麦八斤九两九钱六分……。秋粮米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卷3)
  按上述税额计算,黄州府平均每亩税赋仅6.2升,只相当于南昌府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人口大量涌入麻城地区是势所必然的。
  事实上,麻城已成为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最典型的如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
  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没有赶得上输出量的增长。到成化8年,动态平衡终于难以维持,孝感乡结束了自己输出和中转人口的任务,在麻城的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下面是明朝三个时点江西、湖广、四川三省的户口变化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孝感乡必然消亡的趋势。


  表2: 

年    代 
 江   西 
 湖   广 
 四   川 
 
洪武14年(1381)
 1553924户 
8982481口 
 785549户 
4593070口 
 214900户 
1464515口 
 
弘治15年(1502) 
 1363629户 
6549800口 
 504870户 
3781714口 
 253803户 
2598460口 
 
万历6年 (1578) 
 1341005户 5859026口
 541310户 
4398785口 
 262694户 
3102073口 


资料来源:洪武14年《太祖实录》,弘治15年、万历6年转引自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表2-7”。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西的人口持续下降。湖广的户口数大幅下降后,直到万历初仍未能恢复。而四川的户口则持续上升,洪武14年到弘治15年的121年间,增长幅度达77.4%。这样,孝感乡于成化8年被撤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转帖]]“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之我见
 “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之我见   
一、湖北的“麻城县”历史上确实有过“孝感乡” 
从小就听父亲讲过我们的家族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老人家的讲述间还常穿插有先辈们在重庆歇马垦荒初期所历之艰辛及先祖们生活中发生过的少许“大事”。上中学后又听不少同学讲过他们的家族也来自“麻城县孝感乡”。所以“麻城县孝感乡”在我幼时的心目中神秘而神圣,总想长大后到麻城去看看。 
殊不知自己的人生道路是先小学、再中学、再大学,后工作,再读研究生,再工作,且学的是数学,从事的也是数学教学,——与文史无直接关系,18岁以后又一直在北方生活,50岁之前要为事业、为家庭打拼……,于是待知“天命”之后方才“旧话重提”,想起了儿时的心愿,觉得可以抽些时间“寻根”了。 
寻根之初,令我大惑不解的正是现今的“麻城县”和“孝感市”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且这两个地区之间还隔有一个“红安县”,历史上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麻城县孝感乡”呢?但父辈、同乡又皆说过“麻城县孝感乡”……。 
先看四川大学孙晓芬教授所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急切地想由中找到答案,但书中有的地方说清初入川的湖北移民来自“麻城孝感”,有的地方又说清初入川的湖北移民来自“麻城县孝感乡”,且清朝年间湖北的“麻城县”和“孝感县”就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读后搞不清楚书中这两个说法有无区别、有何联系,去信请教无果。后只好自己去查《明史》,仍没有找到答案;再往麻城市挡案局、民政局写信,同时亲到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去查询。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清朝编的《黄州府志 卷之七 乡镇》中明载有“麻城县 ……旧有孝感乡共四乡  统一百三十里  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  复并孝感(乡)入仙居(乡)……”,随后麻城市挡案局的俞建副局长、民政局办公室的负责人都给我回信,也证实旧麻城县历史上真有过“孝感乡”,他们提供的资料还表明这个“孝感乡”确实向原四川移过民!看来,在“麻城县”有“孝感乡”这一点上老祖宗们的传说没有错。且看别的资料还可知,这个“孝感乡”在明朝之前就应该存在,——注意“孝感乡”之名是和家喻户晓的孝子“董永”有关的! 
遗憾的是,我们的不少社会学者在研究“移民填四川”的问题时,对于“麻城县孝感乡”的说法都取了一种不甚科学的态度:一是如同我最初一样感到困惑,但没有去查“地方志”等,反倒为自己的作品免却读者质疑,干脆去掉“麻城县孝感乡”中的“县”和“乡”,笼而统之称“麻城孝感”(不排除有的家族同样困惑于近代的“麻城县”和“孝感县”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自作主张地如上做,——如同我也曾给现孝感市民政局的季寒冰主任写过信询问一样,以至误导了学者);二是如邓经武教授样,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做到家,对解释不了的问题干脆来个“不认账”——你说有“麻城县孝感乡”,他就说“惹祸的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以至“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今天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结果是误导读者再及“众生”,——连“‘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之说是政治阴谋”的奇谈怪论都出现了) 

二、“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年代应该是元末明初,先祖确实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应多为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 
如果我们的家族确实是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到现在的四川、重庆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先祖迁出麻城的年代应该是元朝末年或明朝前期的近100年,理由如下: 
1.元末明初也有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此间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川的移民应该多出自“麻城县孝感乡” 
有文引史料表明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近1000万,由于川民顽强地抗击元军的入侵而遭至屠戮,到元初全川人口仅残存约60万,且在整个元代都未能恢复。到明朝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建都于重庆的明玉珍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全川户数仅84000户,照每户6口算当时的四川也不过50余万人。“对于一个泱泱大省四川说来,是亟需输入外地人口加以补充的”。于是明朝政府为了实现“抽填四川”,“徙楚之黄麻人来实兹土”。关于此,陈世松先生早于03年就已在《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3年第1期撰文指出: 
“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移民活动,遍及中原大地、长江南北。其中以华北、江淮和四川三个地区为主要移民输入地。这三个地区之所以成为明初大规模的移民主要迁入区域,与它们在宋元之际及元明之际的社会动乱中,所遭遇的战争和瘟疫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使得这些区域的人口损失甚多直接相关。 
……到了明初,当朱元璋平定四川以后,他把四川和华北、江淮地区一道列为全国重点的人口迁入地区。而明初向外输出人口的主要地区,则是与这三个地区相邻近的较少遭受战乱影响的人口富裕地区,它们是山西(主要是平阳府洪洞县)、江西(主要是吉安、南昌)和湖北(主要是黄州府、麻城县)地区。根据史料和调查表明,山西省的移民主要外迁至河北、山东、河南地区,江西移民主要外迁至湖广地区,湖北移民主要外迁至四川。…… 
诚然,在明代的官方文书中,反映有关洪武时期移民四川的记载,在《明实录》中仅仅保存一条。由于洪武年间湖北地区迁川的主体,大多是下层民众,他们的移民活动不被官方所重视,因此官方文献缺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没有其他资料线索可寻。在四川地方志和私家族谱中,不乏大量生动的记载,有待我们去重新发掘,重新认识。 
在这里,可以举出近年来四川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中所列举的地方志和族谱资料来加以说明: 
其一是,在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选录的17例‘湖广人’族谱资料中,有12个源出于湖北麻城县,占总数的70.6%,可见在元末明初确实存在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移民迁出地以湖北为主,而麻城居首。在这17个家族中,迁自元末的有5个,占总数的29%。明初的9个,占53%。 
其二是,在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一书附录的‘四川地区100部家谱中关于四川人来源的记载’中,列举了100个家族迁川的情况。其中,在元末至明代,自楚迁蜀的家族有33个,占总数的33%。在这33个家族中,发生在明初的有23个家族,约占总数的70%。这与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该县‘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是大体相符的。总之,明初湖广移民迁川阶段,在四川移民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此间的移民颇有成效,洪武五年至十四年的9年间,四川人户由84000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新迁入的多为“楚之黄麻人”。(当然,新增加的这1509000户中除去原84000户中分衍出的和洪武五年统计时漏报的以外不可能全是“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家庭,因为当时的整个麻城县也不足20000户。) 
因此,元末明初也有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其中的不少移民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这是无庸质疑的结论(有人非要对此质疑我们也无法,见仁见智,任凭读者自择),且孙晓芬教授在其专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也明确指出这次“是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遗憾的是如陈世松先生所言,在四川移民史的研究中学者们长期“失落”了“洪武大移民时代”,而且许多人未能将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与洪武大移民时代的“湖广填四川”区别开来)。 
再注意,旧时官府组织的移民也是要有“户口迁移证明的”,如明初的山西“洪洞大移民”:明政府对组织迁民、手续办理和移民待遇等作出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官方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免赋役三年。洪洞广济寺旁的大槐树处就成为北方向各地移民的集散地,以致在广大地区留下“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和强制移民上路的传说。如前所述,麻城县在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之前是有一个孝感乡的,若这个时期政府组织此孝感乡之民迁往四川,在政府所发“凭照”上他们的原籍自然是“麻城县孝感乡”。且按先辈们传下的说法,麻城县当时执行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具体执行间有时又变成了“报数”或“抓阄”,所以就有了许多人都说自己家族“麻城县孝感乡”先祖的住地是 “鹅掌大丘”(形如鹅掌的一块大田亦或山坡,人们应该是站在田坎上亦或坡脚下排队“报数”或“抓阄”,以决定哪些人迁移)或“高坎堰”(“高家堰”?“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其功用如“鹅掌大丘”),或“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这几个可能才是移民们各自的真正“家住地”)等等说法。 
或许如同山西移民时官方在“广济寺”大槐树下“设局驻员”,给移民们发放“凭照川资”一样,湖北“黄麻”移民时官方也是在“麻城县孝感乡”的“鹅掌大丘”处“设局驻员”,给移民们发放“凭照川资”,因此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不全是洪洞人氏一样,“麻城县孝感乡”“鹅掌大丘”的移民也就可能不全是“孝感乡”人氏。 
但是,此间确实来自“麻城县”的移民应该多为“孝感乡”人氏,——否则,明朝建立至成化8年的约100年间麻城及周边地区未见大的战事和天灾,“孝感乡”为何会因“户口消耗”而被裁掉就很难解释。 
2.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移民一般不会称自己来自“麻城县孝感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麻城县旧有的孝感乡自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被并入了仙居乡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到清朝康熙年间“吴三桂之乱”平息后的1680年已过了200多年,这个时期官府组织的从麻城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报“户口”时出据的凭照上不会有“孝感乡”的字样,而且届时的许多麻城人可能已经不知道麻城原来还有过一个“孝感乡”,所以自主入川的麻城人氏一般也不会称自己来自“孝感乡”,有一定文化修养又看重门第的移民的后代们安定后“续谱”一般不会胡写“家门”(个别情况例外),对自己的子孙一般也不会“蒙骗”。   
如在清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从麻城入川的马识途家族等就只说自己祖籍“麻城”,而没有在后加上“孝感乡”;又如此间入川的陈毅家族、朱德家族分别说自己的祖籍是“湖南的宝庆府新宁县”和“广东的韶关”,他们也没有冒籍“麻城县孝感乡”;民国时期川东有名的“军阀”杨森家族清代移民自湖南,他也没有冒籍“麻城县孝感乡”。 
我奶奶的家族(申姓)清初由广东入川,我外公的家族(罗姓,字辈中有“天文志国”等)清朝由福建入川,他们的家族从未掩饰过自己的原籍。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的一个张氏家族(张良之后裔)清雍正年间由福建负祖宗遗骨入川,且因先期回归的“老民”和抵达的移民占尽了歇马的肥沃、平川之地,只得先在相对贫瘠的山地居住,该家族也从未冒籍过“麻城县孝感乡”。 
当然,个别清朝年间才移民进川的麻城人为了和移入地的原“麻城县孝感乡”移民的后人拉近关系,以拓展生存空间,也称自己祖籍“麻城县孝感乡”是有可能的,如作家艾芜乾隆年间才入川的家族也称“原籍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见孙晓芬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但这只是个例(且我们也也不能由此就肯定地说艾芜先生的家族在“冒籍”,因为该家族在麻城的住地也许原本就属于先前存在过的“孝感乡”)。 
故我以为:“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年代应该是元末明初,而不是清代前期。 
我想强调并认为寻家族在麻城之根的四川、重庆人应该注意的是 
(1).明朝前期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川的合法移民应该多来自“麻城县孝感乡”; 
(2).确证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多数应该是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而不是清代前期“湖广移民”的后代。 
根据民间大量谱牒所载及现今的众多四川、重庆人称自己的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说法,在知晓“麻城县旧有孝感乡”,但这个“孝感乡”于(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因户口消耗被并入了仙居乡且再也没有恢复的史实后,以上结论原本是不难得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悲哀的是我们四川的个别学者研究半天移民史后,竟然得出了“惹祸的”“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的“惊世”之论,这里真不知还应该对他们说点什么?? 

三、“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后代的心结 
如若我们确认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中有许多是出自“麻城县孝感乡”,那么由于自明玉珍建立的大夏地方政权被明太祖朱元璋部属攻灭至张献忠“乱四川”的近300年间,四川无大的战事和自然灾害,社会基本稳定,对人民的休养生息总体有利,因此,做相当保守的估算:即便明朝初期从“麻城县孝感乡”只迁出了2000个男丁到今天的四川、重庆,就算在明朝近三百年间他们组成的2000个家庭平均只繁衍了十代人,按一个家庭平均只生两个男丁计,到明末“张献忠之乱”时他们的后代中的男丁也应该有2000×29=1024000个,即有100万之众(注意:明朝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建都于重庆的明玉珍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全川户数仅84000户(这里已包括有明玉珍大夏政权的中、下级部属,也应该包括有“麻城县孝感乡”的部分移民),照每户6口算当时的四川也不过50余万人,而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四川全省人口就已超过300万,到明朝末年——公元1645年人口应在400万左右)。 
在明末清初的近五十年动乱中这些“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的后代们遭到重创是不待言的,只有他们中的少数“强者”和“幸运者”或藏匿于本土的深山密林、深涧石穴躲过浩劫(交通发达地区是“少数”中的少数),或远走他乡避难于石柱、贵州的遵义和思南等地得以存活(交通发达地区是“少数”中的多数),这有很多实例可提供佐证(家族传说中先祖有在贵州经历的四川、重庆人注意)。如 
1.徐晓星先生于2003年11月1日发表的《鹤山市陈山李姓开居繁衍史》一文中说“宋末金兵南下时,北方李姓的一支迁到江西,定居豫章,称为豫章李氏。后分衍成三房,其中一房由豫章再迁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浪潮中,李雄携这一族人西迁入川,定居川东巴渝。明末张献忠起义,李雄的后人为避兵乱迁居贵州思南府安化县(在遵义之东、石柱之南,——笔者注)。乱平后,复归巴渝,子孙繁衍,遍布川东长江嘉陵江沿岸。这一支李姓人,经数百年之后,仍视重庆江北县富家冲李家湾为‘祖宗缔造、子孙发派之所’,尊奉李雄为始祖”。 
2.清朝内江刘景伯石溪居士所辑《蜀龟鉴》也记载二例:一是“江津廖氏,戚承勋妻也。承勋避贼窜于黔,氏不能从,幸贼未至,食仓中积谷,宅前有池,岁自耕种得自给。草为衣,数年荆棘丛生,蔽其室,独居四十年,人无知者。承勋别娶,生二子。年六十余,携妻子归访旧居,斩荆棘以入,望其宅微烟出没。氏忽从楼上喝曰:来着何人?承勋厉声曰:此宅主人某也。廖视其衣冠异昔,声容酷肖其夫。泣曰:君尚在耶?妾廖氏,速掷衣与妾蔽体,得相见。……彼此相见如再世”。二是“通江张如鹏,家于石槽,为摇黄掠去。妻任氏方霞,走匿山中,觅野菜果实以度日。生一子,少长以果实啖之。旋反故里居。事平,如鹏斩荆棘以入,蓦见任氏,恍如隔世。问子生几年,曰:无历书,第画壁间花开十三度矣。时土寇未尽,徙居渝城”。 
3.据传,我的先祖是元末明初到达现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大磨滩的皂角山定居的,有明一朝已繁衍了约十来代人,成为当地大族,到“张献忠乱四川”及随后清军与南明军拉锯激战的年代,我“嘉”字辈先祖“殉难”,我“应”字辈先祖8兄弟奉祖奶往贵州避难,在贵州又出了“大事”,再……,时隔近五十年,在吴三桂之乱平息后我8个“应”字辈先祖中年龄小的三个又带自己的家小返回了四川。其中我“应芳”先祖避难出川时才12岁,年近60他方带领自己的四个儿子“仁龙”、“变龙”、“秀龙”、“仕龙”返回了重庆歇马故园,此时的故园四野了无人烟,处处满目创痍,遍地荆棘、杂树丛生,我应芳公等也是用刀砍开一条路才得以进入院舍,所幸者正厅尚未完全坍塌,房梁上那三匹铁瓦还在,我“殉难”的“嘉”字辈先祖的遗骨仍完整地保全在躺椅上,……。而我“变龙”公在随后的“垦荒“中即遇难于“虎患”!! 
《蜀龟鉴》还称“(王)祥守遵(义)八年,流寇不敢入其境,川东南遗民倚以全活者数十万口”,还称:由于明忠贞侯太子太保都督秦良玉夫人的镇守,“忠丰遗民襁负来石柱者,计十数万家”。这些数字很值得我们重视。 
虽说这些“强者”和“幸运者”中外出避难的及其子孙大多在乱平后先于新移民返回了四川,因而“插占”了不少好田土,但是他们都感受了“丧亲人的锥心切肤之痛”、经历了“失家园的颠沛流离之苦”,且对其先祖也只剩了迁自“麻城县孝感乡”的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因失去谱牒而失去了入川第一代先祖的名号,这些家族的后人记住的差不多都是他们避难后返川的先祖的名号,“寻根”也就几乎无从谈了。——在不失族谱的情况下,少数在原住地躲过劫难的家族仍记住了自己的历代先祖,如在“麻城县孝感乡”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居住过多代而于大明弘治已酉二年(公元1489年)迁入四川大英县的郭子仪后裔家族,其后人现在仍能清楚地陈述自唐以来的历代先祖,如前总理李鹏在四川高县的家族知其入川始祖为李朝翰,约公元1500年前后由麻城入川等。 
据麻城方面的朋友介绍,近年来根据祖宗传下迁自“孝感乡”的话而亲往麻城寻根的四川、重庆人氏颇不少,但如愿者很少。究其原由,主要有如下二: 
1.元末明初至今已历600多年的风风雨雨,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我们老祖宗传说中“麻城县孝感乡”的有关地名几乎都在岁月流逝中湮没了。在麻城市挡案局的俞建副局长提供的今麻城市地图上查不到“鹅掌大丘”、“高坎堰”(“高家堰”或“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也查不到“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和“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我先后四次亲到麻城,也没有找到如上地方,仅在麻城西北的“李斯文”村找到了一块水田叫“鹅丘”,村边山坡上有一旱田叫过“苟田丘”,村前小河的石壁上刻有一个“四方水印”(但现在的“李斯文”村处很难看出有过大规模移民的可能),而麻城东南的白果镇东北有“四方山”,其间有一个“鹅公包”(“鹅掌大丘”?),麻城西南的宋埠镇的东北有一个“四方院子”。 
——只是四川的合江李氏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出的“八斗丘”还在,就在现麻城市的东稍偏南一点的几里路旁,——现麻城市的城区正在外扩,再隔几年,这“八斗丘”兴许也要被湮没;四川的仁寿李氏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出的“青山”也还在,——现在往“青山”仍无公路可达,唯有连绵的山丘中蜿蜒的道路在无语地述说着岁月的沧桑(不过这“青山李”有明一朝是出过两个“进士”的。) 
所以,按我们祖宗传下的老地名去当今麻城寻到我们的“根”几不可能。 
2.麻城人家的姓氏很多,尤其是李姓、陈姓人家颇多,素有“九李十三陈”之说。麻城人又很重视家族文化,不少人家现在都还保全有很老很老的族谱(有的多达几十本),且许多大姓在1990年前后都新修了族谱,其中不少族谱都记载了家族成员中迁出者的名号。如现麻城宋埠镇的“下李湾、中李湾、上李湾”的“李氏族谱”上就记载该家族中有“李元裕 迁重庆”。又如麻城最大的李氏家族——“季八公”家族(在麻城已有800多年的繁衍史)前几代的生息地——李家坝的地名也一直没有变,而这“坝上李”有明一朝共出过一十六个“进士”,其中“李文祥”和“李长庚”是明史有传的,据族谱载该家族自元末明初起多代人中都有迁入四川的(但都没有迁到四川何处的记载)。 
因此,若知道自己确是由麻城入川的第一代先祖的名号,“有心”人到麻城去应该能寻到根。而人们正是根据前总理李鹏迁到四川高县(原庆符县)的先祖名李朝翰,由“季八公”家族的老谱找到了李鹏家族在麻城的“根”。 
另外,麻城的刘氏家族、周氏家族、梅氏家族有明一朝也是“功名显赫”的(李、刘、周、梅被称为麻城历史上的“四大望族),这些家族都很重视且有能力“修谱”,记住了确是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先祖名号的刘、周、梅等姓人家回到麻城去查老族谱,也是有可能找到自己在麻城或许更远地域的“根”的(明初麻城移民的后代回麻城寻到根应该更有可能)。 
但是,如前所述,元末明初由“麻城县孝感乡”入四川、重庆的移民家族在明末清初多有离家“避难”的经历,这些家族的后人(例如我)现在能知的常常是“避难”后返回四川、重庆的先祖,而这些先祖的名号在麻城的“族谱”上不可能出现,加之叫“鹅掌大丘”、“高坎堰”(“高家堰”或“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和“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及“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的地方现今都找不到,这种情况下到麻城去查遍所有同姓人家的族谱也很难有结果。 
这就是笔者寻根的心灵旅程深处中一个难解的“结”。 
且由网上不少“寻根留言”看出,这也正是当代众多“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后代寻根心灵旅程深处的一个不可解之“结”。 
近闻重庆市政府兴建的“湖广移民纪念馆”即将落成揭幕,届时麻城市政府也将派团参加,但愿麻城市政府能组织力量助我们解开这个“千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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